ISO 26000

大家樂「扣飯鐘」事件，令多年建立的商譽嚴重受損。企業社會責任頓時成為城中官商爭相談論的課題。剛巧早前國際標準組織(ISO)亦正式發行了第一份社會責任的指南，為企業社會責任正式定下了國際認可的定義。

ISO 26000雖然並非一份認證用標準，但也就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指引。標準提出社會責任的最終目的應是對貢獻持續發展的最大化，並提出了社會責任的七大主要原則，包括 (1) 對社會、經濟、環境影響負起責任；(2) 對會影響社會和環境的活動與決策具透明度；(3) 行為要有道德；(4) 尊重持份者的關注；(5) 尊重法律；(6) 尊重國際通行的行為標準；及(7) 尊重人權。

標準中亦點出了社會責任的核心課題，包括 (1) 企業管治；(2) 人權；(3) 勞工運用；(4) 環境；(5) 公平營運；(6) 消費者事宜；及(7) 社區參與和發展。標準中就著每一項核心課題提供了詳細的措施指引。

菲律賓人質悲劇

港人到菲律賓旅遊時成為人質，最終以血腥結束。截至目前為止，八名港人喪生。今次事件的不幸，不單是在旅遊時遇上綁匪，更不幸的是遇上一群無能的菲律賓「特警」。

菲律賓警方今次拯救人質的表現，可以用「八無」來形容 - 無計劃、無組織、無技術、無設備、無經驗、無膽量、無體力、無腦。可以說，導致人質枉死的最大責任是警方。而菲律賓整個政府的處理手法，是史無前例的差劣。

有評論說，警方在下午本有多次黃金機會可以置綁匪於死地。但是，觀乎警方晚上的拙劣，我很懷疑他們是否有此能力一槍了結兇徒。

最差勁的是晚上警方射破車呔的那一槍。自那一槍開始，事件便註定要是血腥告終。那一槍無疑是逼虎跳牆。警方從那一刻開始，已完全將拯救人質的目標拋緒腦後，而是在殺人質。繼後那個多小時的拙劣行徑，只是進一步將他們的無能展現於世人面前。

而菲律賓總統今天的回應，尚將責任推卸到傳媒身上，面上也沒有絲毫悲傷神情。從那一刻開始，他已註定無法與其父母相比，甚至連做一個領袖的資格也沒有了。

最後，希望在事件中枉死的人們早日安息，受傷者和受害者的家屬能早日從傷痛中走出來。

香港八爪魚的哀樂

德國八爪魚保羅揚威世界杯，但香港的八爪魚(Octopus)則幾乎遭人分屍。八達通由一家代表香港活用科技的代表，一朝變成幾乎人人喊打的公司。

表面上，八達通事件看似是一宗損害個人私隱事件，但歸根咎底卻是一場公關災難。筆者敢斷言，八達通公司對客戶資料的操作方法並不罕見，不少香港企業也有類似操作，國際大企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八達通的主事人在危機處理方面卻作了一個最差的選擇。

西諺有云：Never Say Never。但是，陳總在事件一開始是便斷言公司從沒有出賣客戶資料。這無疑是自絕自己後路。繼後的「擠牙膏式」發放資料，只是對其CEO生涯正式宣告死亡吧!

樹本安全應如何管理

又一次發生樹倒殺人事件。香港雖然不算是一個綠化得很好的城市，但也算是樹木處處。樹木再一次殺人，令樹木安全管理再一次成為社會的焦點。

有人將問題的成因歸咎於現時政府部門採用的「目視檢查法」，認為應用精確的儀器進行量度檢查。但是，鑑於樹木的數量實在驚人，要對每一棵樹進行量度，可能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一個周期，那是明顯不切實際的。因此，目視檢查不失是一個較可行的第一線檢查方法，以篩選出有潛在危險的樹木以作進一步檢查，但關鍵是如何進行目視檢查。

「目視檢查法」普遍被應用於品質控制的領域已有多年的歷史，優點是成本低和快捷，但缺點卻是容易對常見的瑕疵存在惰性。例如當檢查人員一天檢查上百棵樹時，很容易對一些常見的瑕疵視之為理所當然。因此，當使用「目視檢查法」時，客觀的檢查標準是很重要的。常見的方式是建立詳細的檢查清單，以要求檢查人員逐點來判斷。

完整的樹木安全管理制度，應該是包含多層架構的。第一步是風險評估，按照樹木種類、位置和以往的檢查結果評估樹木倒下的可能性和嚴重性。第二步是對有風險的樹木進行目視檢查，應聘請專家就不同樹種度身設計檢查表，要求檢查人員嚴格按照檢查表進行檢查，並保留詳細記錄。另一方面需引入抽樣覆檢制度，以防止檢查人員馬虎了事。第三步是對在目視檢查時發現有潛在危險的樹木進行更詳細的量度評估，另一方面是對沒有即時危險的樹木按風險評估訂立覆檢時間表。最後是對確認有危險的樹木即時處理。

最後，樹木管理的架構亦是必須檢討的。現時全港的樹木分由多個不同部門管理，問題之一是容易出現分工不清，另一問題是樹木問題難以成為部門的首要課題。筆者實際不明白其他課題如樓宇、渠道等，都可由專職部門管理，為何樹木卻要分由多個部門來管理？

富士康事件對世界的影響

「一石擊起千尺浪」，郭台銘不愧為新經營之神，巧施逆向思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問題乾坤大挪移。一招大加人工，富士康一方向可趁機要求買家加價，一方面又可給競爭對手施加壓力，頓時在國內帶起一輪罷工爭取加薪的浪潮。

觀乎近日各省市亦陸續大幅提高最低工資，估計官方亦有意借助人工上升帶動國內消費市場，希望慢慢將接近純依賴出口帶動經濟，轉變為以本土消費支持，或至少是一個較平衡的狀態。可以想像國內人工成本將會明顯上升，並將維持一段不短的時間，富士康事件可能只是一個觸發點。

雖然富士康也揚言會將工廠撤出國內，但筆者卻認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世界上難有其他地方能提供像中國般的勞工數量。像富士康般員工多達80多萬，已是不少國家勞工的總量。第二，要將工廠撤出，是需要大筆資金的。像富士康有80多萬員工，如果假設每名員工需賠償1萬元，已是需要80億元。這是所有現時在國內的大型工廠需要面對的一個真實問題，可說是「留也難、跑也難」。

由於現時全球很大部份的產品都是在國內生產，人工上升將無可避免地最終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結果將會是向全球輸出通貨膨脹。高通脹年代可能很快重臨。

南北韓戰雲

南北韓因「天安號事件」劍拔弩張，弄至全球金融市場暴跌。但是，筆者認為兩韓真的發生戰爭的機會接近零。南韓固然沒有任何可能先動手，不竟是瓷器碰缸瓦。而北韓先動手的機會也不大。上一次南北韓戰爭其實是一場代理戰爭，實質上是中美對戰。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中國參戰的機會不是零，而是負數。北韓如果開戰，只是自取滅亡。因此，可以斷言，南北韓開戰的機會非常低，縱然是萬份之一機會的擦槍走火，北韓也只會在數天內戰敗。

富士康十一連跳

今早又發生一宗跳樓事件了，已是富士康這定巨無霸今年的第十一宗同樣事件，這絕不會是巧合，是在告訴我們這家企業的內部真的存在了一些嚴重的管理問題。

分析這十一宗悲劇，發覺不少死者都是加入公司不久的，看了不是單純的薪酬和待遇問題。因為如果是薪津不高，大可以辭工不幹，犯不著就此輕生。特別是現時深圳、東莞一帶正值缺人之時，工作機會不缺。

聽聞富士康是採用如軍隊式的管理方法，軍隊式管理強調絕對的服從，極端的獎懲制度，將人的尊嚴徹底地磨滅掉。這對於一些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可能是難以接受的，亦可能是將他們推向死路的關鍵因素。

無論如何，希望廠方能盡快針對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讓悲劇不會再繼續下去。

悲劇一宗也太多

悲劇一宗也太多，特別是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劇。葵涌的精神病患者殺人案，是一宗典型可避免的慘劇。將精神病患者融入社區當然有其本身的理念，但這不等於是在沒有合適管理的情況下將精神病患者放在一般社區中。

有關個案，憑藉現時為止傳媒綜合的一些資料，患者有不止一次的暴力前科，加上獨居，家門前的閉路電視也隱隱顯示出對鄰居的敵視，只要略懂風險評估者，都可得出此為高風險個案的結論。但是，為甚麼有關當局連這最基本的動作也沒有做好？更重要的是，現時社區中還有多少未有妥善管理的個案？

投票是公民責任？還是權利？

「投票是公民責任」這句耳熟能詳的說話，筆者素來都感到怪怪的。我們可以說交稅是公民責任，因為不交不成。可以說守法是公民責任，也可以說孝順父母是為人子女者的責任，但總不明白為甚麼投票是一項責任？

特別是香港政治現時的投票制度，不設反對票，也沒有棄權票。當所屬旗區各名候選人都是「奇型怪狀」的時候，選民真的不知道如何履行這「責任」？難道我們連不投票的權利也沒有？

最低工資可以如何計算

最低工資應是20元、24元、33元、抑或是任何的一個數目，正如筆者前文所述，沒有任何理論基礎的「街市式講價」是沒有意義的。筆者試用手上有限的數據和一個國際認可的方式，試圖計算出一個合理的水平。

根據國際慣用的社會責任標準SA 8000，最低工資水平 = 0.5 x 每戶平均人口 x 最低食品開支 / 恩格爾系數 + 10%儲蓄。恩格爾系數 (Engel's Coefficient) 即食品開支佔總開支的水平。根據最近的統計資料，本港平均每戶人口約為2.9人，食品開支佔總開支比例是25.8%(此數據是根據2004/05年住戶開支調查所得，新數據要在下年才有)。

根據SA 8000 Formula 17，食品開支應能滿足2100卡路里的需要(坦白而言，這數字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是過高的)。因此，筆者按照《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建議的理想膳食模式(即食物金字塔)組合了一籃子的食物組合，再按照市場物價，計算出一人一天的食品基本開支約為20.28元。再按照上述方程式計算，以一個月平均30.4天計算，每月最低開支為5128元，每小時最低工資應為26.8元(以一周44小時計)。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拋磚引玉，帶出最低工資是可以很理性的計算出來的，根本毋用如今般劍拔弩張。

職業司機驗身問題

中港巴士司機路上突然死亡，再次帶出職業司機健康問題，醫生團體提議職業司機應每兩年驗身一次。

司機定期驗身，誠然可確保司機的健康水平。但是，推行職業司機定期驗身，卻未必是想像中容易。香港的職業司機，包括的士、小巴、巴士及貨櫃車司機等，有一大部份是自僱人士。而司機由於入職門檻低，大部份從業員都是一些低學歷、缺乏其他技能的人士，一旦驗身過不了關，即可能代表釘牌失業。因此，除非驗身是強制性的，否則縱使貼錢，也未必會有很多司機會支持。如果是強制的話，如何處理那批因驗身不過關而成為失業大軍的人士，又會變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停車熄匙

「停車熄匙」議案重新提出議程。觀乎香港的天氣情況，無論在操作上或執法上是十分難以推行有關方案的。可以想像到，當法例生效後，香港的空氣不會因此變得清潔。相反地，多了的是一些為逃避被罰已慢動作轉圈的車子，在繁忙的商業區情況更會慘不忍睹。

「停車熄匙」本來是要減少因汽車引擎空轉所產生的廢氣。要達到此目的，其實可從科技入手，要汽車在熄匙的情況下，仍可有冷氣供應，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只要能解決這一點，再推行「停車熄匙」便可以水到渠成了。

最低工資水平應如何訂立

議員不怕死提出20元的最低工資水平，結果當然是被迫道歉。但是，無論是20元也好，24元也好，33元也好，抑或是其他價位，也不免流於像到街市買菜一樣，只是憑著主觀意願討價還價。

推行最低工資，關鍵不是價位訂在多少(反正這不會永遠不變)，而是要社會各方能協商出一個客觀的訂價制度。只要制度訂好，價位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一個好的訂價制度，必須要盡量客觀。工資中位數或平均工資水平只能是一個參考或是用來觸發檢討的一個條件，而不宜用來直接與最低工資水平掛鉤。原因是最低工資水平將來也會影響工資中位數或平均工資水平，這樣的機制最終只會令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越來越接近。

其實訂立最低工資水平，只關鍵的是要解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最低工資是要保障工人達到一個甚麼的生活水平？是要保證溫飽？抑或是要一個小康之家？只要這個問題有了一致結論，我們便可對處於這個生活水平的家庭進行消費模式調查，建立參考的一籃子基本商品組合，以計算出基本消費開支。另一個問題是最低工資應該是保障工人本身？抑或是包括他的家人？如果是包括家人，這個「家」的規模又是多少？上述數據其實也不難透過客觀統計收集到，根本毋用爭吵。

如果我們不能協商出上述的一個客觀機制，最低工資將無疑成為香港日後每年都要爭爭鬧鬧的常規節目。

中美匯率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發強炮攻擊中國政府操控匯率，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從中國入口產品徵收25%懲罰性關稅，以迫使中國像當年日本一般讓匯價升值。克魯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甚受歡迎，果然在美國政界立即引起回響。不少美國國會議員甚至將中國盡情魔鬼化，將中國塑造成破壞全球經濟的罪魁禍首，已徹底忘記了那些尚在華爾家收取著巨額花紅的銀行家了。

總理溫家寶剛剛在兩會後記者會中強調，不會因外來壓力而輕易改善匯率政策。看了一場因匯率而起的貿易戰爭已是箭在弦上。表面上，美國人的觀點是，人民幣升值可改變貿易失衡。但是，不少經濟學家已指出這是不可行的，美國產品和中國產品的差價不是1元和2元的的差別，而是1元和100元的差別，美國從中國入口的產品大部份是低價日用品，美國現時根本已缺乏所需的生產線和勞動力，亦不是那麼容易在短時間內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不少港商也曾試過將生產線轉移到諸如越南、印尼等國家，但最終也因生產力和品質問題而宣告投降。況且，如果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下跌，這些地方的匯率也會水漲船高。

故此，美國的如意算盤，實際是如當年對付日本一樣，要人民幣大幅升值，像放煙火一樣，經歷短暫的燦爛後，將中國經濟推入長期的經濟低迷情況。這一點我們的領導人也心知肚明，因此相信我們今次不會如此輕易就範。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時的情況卻和當年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分別，日本當年貿易順差基本是由日本公司生產的產品所產生的。但是，現時中國的出口產品，卻有一大部份是由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的分公司和委託在中國的代工工廠所製造的。因此，如果美國實施懲罰性關稅，受害的不單是在中國的生產商，受更嚴重影響的將會是這一批外國公司。而正如先前所說，轉移生產地點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做到的，特別是一些對品質和安全有一定要求的產品，要將生產線轉移可能需要數個開發周期，短則半年，長則一兩年。故此，即時的影響會是美國消費者需要為這些懲罰性關稅最終買單。

網絡民意

高鐵事件帶出「八十後旋風」，政府驚覺互聯網時代改變了遊戲規則。要收集互聯網民意，我們應該從溝通架構上根本地作出改變。

傳統而來，政府是依靠十八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在區議會和社區中收集民意。但是，隨著Web 2.0甚至Web3.0的時代到來，政府應該考慮成立第十九區 - 互聯網社區。這一區的規模前所未有地大，甚至包括非香港居民，當中溝通模式林林總總，民意瞬息萬變。因此，要掌握這一社區的民意需要很大資源。要入手可以先找一些社科專家，將一些較熱門討論區的意見進行整理分析，從中設法將一些有見地、有理想的八十後、九十後網民納入建制，再由這一群新一代有系統地在各大互聯網收集及回應民意，相信總較高官們的「快閃式facebook」更為有效。

豐田危機

繼日航進入破產程序後，豐田也因產品安全問題弄得焦頭爛額。「豐田生產模式」到現在仍然被視為生產力的經典模式，特別是「精益生產」近年更成為國內工廠爭相學習的對象，想不到豐田本身今次竟因品質問題可能捲入萬劫不復的旋渦中。

豐田的產品問題，反映了經濟危機對一個曾經非常有效的品質管理系統的影響。無止境的成本節約，似乎已侵蝕了系統的根基。嚴重的產品安全問題，反映了公司在設計評審、供應商管理、部品檢查等各方面都出現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豐田今次的危機處理方法，隱隱透視出公司根基的「以客為尊」精神可能已隨新領導人上台有所改變。危機處理的關心是「快」，但豐田今次的處理手法卻是致命的「擠牙膏」式。對事故成因的說法一時一樣，去年底說是地毯影響，後來說是腳踏部件出了問題，最近又說軟件也出了問題。到目前為止，公司也未能交出一個令人放心的解決方案，連全面替車主檢查維修也決定不了。給人的感覺是到現在也攪不清問題成因在那裡，跟以往日本品質管理引以自亳的以客為尊和著重成因分析傳統有明顯分別。

香港 WEEE

政府推出《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簡稱WEEE)諮詢文件，當中建議了不同的收費方式，包括在售賣時收費和在棄置時收費。

整個計劃的目的是將污染的責任落實在消費者和生產者身上，同時為回收及廢物處理提供資金來源。但是，要做到建立環保的文化，計劃亦必須充分考慮以下各點：

(1) 收費不應與產品售價掛鉤，而應以產品對環境的污染程度(例如：重金屬含量、容易分揀程度等)掛鉤,以鼓勵生產者採用更環保的產品設計。

(2) 無論是以售賣時收費或在棄置時收費，其實成本最終亦會被某程度上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此，在棄置時收費是比較可取的模式，這種模式會較鼓勵市民將尚有使用價值的產品轉售或轉送他人。

(3) 必須建立產品環保的最低標準，以避免生產者將別些市場禁止入口的高污染產品輸入香港市場。

再談高鐵

高鐵撥款申請再一次因「拉布戰術」而要押後，讓筆者也有機會再一次在這裡噴下口水花。上文談到為甚麼必須盡快建高鐵，今次再談一談最具爭議的車站選址問題。

筆者曾經也認為錦上路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原因很簡單 - 平。當然，可不可以便宜到如專業聯盟提出的方案卻是很有疑問，如果要建「豆腐渣」就另作別論。但是，當進一步分析兩派陣營提出的方案後，卻越來越發現錦上路方案的不可行。

錦上路方案最大的優點除了是便宜外，便是大大方便新界居民。但是，如果考慮到高鐵深圳站是建於福田，可以說，錦上路站方案對於新界至少一半居民是亳無吸引力的。試問如果住在沙田以北，鄰近東鐵沿線的新界大部份居民，為甚麼要山長水遠到錦上路乘高鐵，對他們來說，坐東鐵到落馬洲轉深圳地鐵往福田會更加方便。當然，這些人亦未必會到西九乘高鐵，但我只是要指出錦上路站方案在這方面並沒有優勢。

另一個錦上路站方案的致命缺點是與福田站距離太短，以現時建議香港段高鐵200公里時速計算，從福田到西九只需十多二十分鐘，如果是到錦上路可能只是數分鐘而已。那麼，除非日後所有從錦上路開出的列車都不停福田站(恐怕也不到香港話事)，這段鐵路究竟應是高鐵，還是較像輕鐵多一點？

第三，錦上路站方案的另一個賣點是平衡市區與新界發展，期望將錦田一帶發展成新都心。但是，觀乎收一條菜園村也弄得焦頭爛額，我們說要將錦田發展為新都心，會不會是癡人說夢？要知道錦田一帶的居民在那裡的歷史可能還要較菜園村居民多很多代呢！

再談回西九方案，西九方案除了菜園村問題外，另一個爭議是對大角咀的影響，某些居民擔心鑽鑿隧道會影響大角咀樓宇安全。這點筆者相信是過慮了。香港也不是第一次這樣在地下鑽鑿鐵路隧道，在這方面香港工程界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具經驗，從來沒有發生過嚴重安全事故，況且現時幾乎所有工程都要求在附近裝設監測點，只要有一絲移動，相關工程單位都要即時作出跟進。而且，坦白說，大角咀一帶的舊樓處處非法加建，早應該安排重建吧！

因此，可以這樣說，錦上路站方案的可行性是不足的。

也談高鐵

正值突破世界紀錄的武廣高鐵通車之時，香港的高鐵方案仍停留在爭議之中。筆者認為，現在尚討論香港要不要興建高鐵是沒有意義的。試問在深圳、廣州、武漢、上海、北京等香港主要競爭對手都陸續由高鐵連起來時，我們可以沒有高鐵嗎？情形就像當初興起電話時，有些人也會覺得幾家人共用一台電話也可以，但是很快便證明事實是不可行的。當全國各主要經濟樞紐都由高鐵連起成網絡時，如果香港不在這網絡之中，那麼便真正是宣佈香港死期之日了。因此，現在已不是討論的時候，而是兵臨城下了。

有人反映說大多廣州人表示公路交通方便，日後也不會選用高鐵，從而企圖證明高鐵價值不大。這正如你問東京人到品川或橫濱會否坐新幹線一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高鐵的價值從來也不是短距離運輸，各地的應用也證明，最能發揮效率是三至五小時的距離。現時香港的即日陸路來回商務範圍基本上只可至廣州一帶，在高鐵通車後，範圍即可推展到湖南、福建、廣西等省。

因此，高鐵的價值不應以香港的幾十公里來評估，而應以其背後連結的數千公里鐵路網來計算。有人說，高鐵將會是一隻小白象，但是，當年的地鐵和機場工程，也同樣曾經被稱作小白象，現在已證明香港沒有這些設施一天也不可以。

至於菜園村，任何工程都需要有所犧牲。現時我們要保留的一些集體回憶建築，當年又何曾不是推倒別人的家園而來。當年地鐵興建之時，也犧牲了不少古老村落。但是，沒有了當年的地鐵工程，我們又有沒有孕育「八十後一代」的黃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