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回憶

天星碼頭事件已逐步演變成一件政治事件，矛頭明顯衝著政府而來，政客們各取所需，已令原先懷念碼頭的原意有所變質。筆者總覺得近日香港的政治氣氛日漸有點「台灣味道」，走向兩極，已逐漸失去理性討論。

當然，筆者十分同意舊天星碼頭是我們集體回憶的一部份，但問題是這一類集體回憶，在市面實在為數不少。就拿筆者為例，童年時生活在深水埗，嘉頓鐘樓、大埔道公園、蘇屋村也有不少深水埗人的集體回憶，如果推論下去、海底隧道、麗池大廈、甚至香港殯儀館、大富豪夜總會也可能是一些人的集體回憶，我們又是否也要全部保留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將可能需要完全停止市區的一切發展，那市民又是否願意？

對一項建議提出反對意見永遠是最容易的，也容易吸引市民掌聲，但那是對社會整體沒有正面意義的。要實際點對其他重要文物保護，現在更重要的是大家坐下來冷靜對為集體回憶訂下客觀定義，並深入討論當中需要付出的代價，在發展與文化保護間取得有效平衡。

內地產婦問題

內地產婦到港生產出現幾何級數增長，直接影響本地產民能獲得服務的質素，情況已直接影響政府的管治威望，實際上，選委會選舉結果在某程度上亦可能受有關事件所影響。

明顯地，內地產婦到港生產並不完全因為收費問題，雖然事實上亦有一些產婦在生產後「走數」，但我們必須注意，居留權及本港的福利制度才是問題的根本原因。縱使所有內地產婦都交足費用，我們亦不可接受目前的情況，因為情況會嚴重影響其他產婦所獲得服務的質素，甚至其生命安全。

因此，本問題的重心不在衛生部門，而在入境部門，我們必須制定方法限制內地產婦入境生產。雖然有人提出，世界上大部份國家或地區皆容許旅客、甚至非法入境者在當地出生的子女擁有居留權，但不可否認，幾乎所有地方皆不歡迎以此種形式取得居留權，因此，不同政府皆會使用一些行政手段防止大量這些個案，例如要求運輸機構以安全理由不接載「已見肚」的產婦。

香港政府其實亦可考慮對內地居民到港旅遊實施落地簽證制度，對「已見肚」的產婦可以拒絕發出簽證，或許有人會覺得可能構成歧視，但是如果這是歧視，西方國家如美國可算是歧視的老祖宗。另一方面，衛生部門應與距離關口最接近的內地醫院達成協議，當產婦在滯留關口時作動時，可有效地將產婦送到這些醫院生產，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同時亦盡量減低產婦到港生產的動機。

種族歧視

政府為順應世界潮流，準備就種族歧視問題立法。正如世界上不少地方，香港人皆喜歡以一些特殊稱謂標籤某些人，例如，「阿星」、「阿差」、「鬼佬」、「阿燦」等我們都耳熟能詳。但是，從根本來說，香港由於百多年來早已習慣華洋共處，歧視問題其實不太嚴重。就拿「鬼佬」作例子，不單沒有歧視之意，反而顯示出一般中國人的恐洋心態，現時不少洋人也明白了，反而也喜歡以「鬼佬」自稱。

由於近代中國已是由多種族組成，而中國亦沒有一個明顯主導的宗教。所以，中國人(當然也包括香港人)對肯融入本地文化的一些其他種族人士十分歡迎，例如我們會對懂中文的外國朋友表示讚賞。很多看似歧視事件，其實可能是當事人由於感到溝通困難，而不懂表達而已。嚴格來說，在近代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歧視某種族的概念，所謂歧視大都源於溝通障礙，在表面看來似是不歡迎別人，實際上是不懂得溝通。反而在文化上，我們可能會歧視一些不正確的行為，例如懶惰、不勞而獲、不忠實等。

從其他已立法地區的經驗，立法不是一項有效的改善歧視工具，極其量他們只是將"Chairman"變成"Chairperson"，將「黑人」變成「有色人種」，但究竟這有沒有減低了歧視情況，大家也心知肚明。立法很多時只是鼓勵了一些不必要的訴訟。正如多年前有關學校男女收生的訴訟，結果只是由可能歧視一方面，變成歧視另一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不立法變相等同鼓勵歧視，但這正是不少人的誤解，我們不可以利用法例去區別所有正確與不正確行為，正如「講粗話」是不對，但我們不可能因此便輕言訂立一條法例去限制這行為，除非有關行為會做成某些實質損害。因此，在立法之前，政府必須小心研究，將受限制部份嚴格限制於一些做成實際損害的歧視行為。不要在立法之後，以言入罪，「殺錯良民」，那時不單不可保護真實被歧視的人，反而讓法例成為某些人的保護傘，胡亂興訟，從中取利。從根本來說，要在本地減少歧視現象，需要的是協助其他種族人士盡快學懂本地人的溝通方法，例如政府可安排一些免費課程供這類人士盡快掌握廣東話，方能更有效地其他種族融入本地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