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長與訓練政治人才

曾特首提議增設政治任命的副局長職位，一方面加強施政效率，一方面訓練政治人才。一些人認為這是「用人惟親、利益輸送」。先不去討論這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筆者卻認為這未必可起培訓政治人才之效。

香港最缺乏的是同時有政治觸覺、懂得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平衡各界利益，又有行政管理經驗。我們只有不懂行政、完全不知錢從何來的政客，和沒有政治觸覺的公務員(不要告訴我陳方安生兩者兼有)。故縱使現時可即時全面直選，也會像一架由無牌人士駕駛的高性能跑車一樣，很可能「車毀人亡」。

副局長在本質上並沒有改善上述現象。觀察世界各地不少民主國家，甚至尚不是民主國家的我國，不少政府領導人都曾經過作為地區領導人的歷練，諸如州長、省長、市長等，以測試其行政管理能力，最起碼懂得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以管理一個小社區。因此，香港要訓練政治人才,其實關鍵非在政府高層，亦不是在立法會，而是區議會。

當然，要成為訓練人才的搖籃，絕不是現時區議會的形式，我們應首先討論改革區議會。首先，應該大幅度合併區議會至6-7個和不超過150個選區。以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分為18個區和多達400多個選區是荒謬的，結果是做成一條屋村有兩個選區的奇特現象，形成大量小圈子，區議員為爭一個巴士站移前十公尺而「劍拔弩張」的情況屢見不鮮。

在合併後的區議會每區應由區議員互選區長，並具有行政權，政府可將當區市民的稅收一個比例撥交區議會使用，以建設社區和招募人手。同時，政府在區內提供服務的收入，也可撥出一定比例給社區自行處理，以鼓勵區議會接受一些不受歡迎的公共設施，諸如垃圾收集站(在日後垃圾處理收費後，垃圾站很可能成為盈利項目)等。

當然，在區議會合併後，立法會亦應同時合併選區，甚至不分區，觀乎現時的立法會議員，真看不到分區有何意義。

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在廣東推行的一些問題

由於國內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和對工人權益的關注，不少國內工廠已有認真落實推行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但是，筆者最近到訪一家工廠時，卻發現在國內實行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由於廣東省大部份工人都來自外省，不少工人在下班後都會無事情幹，當工廠和周遭的環境未能提供足夠的娛樂時，再加上工廠在淡季時工資只能勉強達到最低工資的情況下，工人便會很容易流失。年復一年的高人員流動率，做成廠內大部份都是新人，更帶來了其他諸如品質不穩、安全意識不強的問題。

另一方面，亦有一些工人滿足於連年上升的最低工資，而出現了「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心理，令生產力反而下降。

可見單單推行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並不一定可提高生產力。因此，我們在推行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情況下，也要好好研究配套問題，包括如何可保留老員工和如何提高僱員的積極性。

BACKUP 七宗罪

工作電子化已成為每一家機構必然的事情，將數據BACKUP(備份)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最近英國電腦學會(British Computer Society)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及了BACKUP時常見的七種缺失，很值得與大家分享。

(1) 將某些經常BACKUP失敗的戶口從備份日程中刪掉
很多時由於個別用戶的系統或檔案夾存在缺陷，會在BACKUP時做成錯誤訊息。當這些訊息每天都出現時，SERVICE DESK(SD)人員為求方便，可能會暫時將這些戶口從BACKUP日程中刪除，再要求用戶在改善後再加回入日程內，但不少情況卻是永遠地在日程中刪除掉，直至有問題發生時才發現BACKUP根本已不存在了。

(2) 太早地重用BACKUP媒體
可能由於成本關係、或是新的BACKUP媒體未能及時購置，不少SD人員都曾經提早重用BACKUP媒體。但不要忘記我們會有機會RECOVER前一段時間的資料(例如：錯誤的更新)。過早地重用媒體意味某些重要的資料在關鍵的時間不可能被RECOVER。

(3) 隨意更改BACKUP的時間
可能因為晚間的時間不夠，有時SD人員會將BACKUP的時間提前，甚至在下班前已開始。但要注意，提前開始可能會令某些資料無法被成功BACKUP。

(4) 提前將資料BACKUP到磁帶
不少公司會先將資料BACKUP到後備硬盤，在一段時間後，再將資料存到磁帶作長時間保存。可能一些人會認為兩種BACKUP都是一樣，只是地方不同。但過早地將BACKUP存到磁帶，卻有可能對RECOVER的效率產生很大的影響。

(5) 沒有正確地將BACKUP問題排列優次
BACKUP中出現問題訊息是常見的。但問題是不少技術人員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不少技術人員是採用先易後難，甚至先入先出的形式處理，而不是考慮重要性，結果是重要的數據可能會連續地錯失數次BACKUP。

(6) 隨意更改保護水平
可能由於工作量的關係，SD人員可能會隨意更改BACKUP的保護水平，例如將全系統BACKUP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月一次，但往往沒有考慮這樣做所帶來的風險。

(7) 忽略了開啟中的檔案
每天BACKUP中總有一些開啟中的檔案不能被BACKUP，甚少技術人員會理會這些訊息，甚至已視為生命中的一部份。但如果細心分析，你可能會發現有些檔案永遠地在開啟中，原來它們已很久沒有BACKUP了。

同工同酬

醫生、教師、社工、護士紛紛發起「同工同酬」運動。表面看來，訴求相當合理，但細心分析，卻會發現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同工同酬」的關鍵建基於「同等工作」的假設。但是，是否同等職位、同等年資的兩個從業員便會輸出同等的價值，相信連當事人也可以告訴我們「不是」。政府的薪酬機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考慮員工個別的工作表現，出現勤力員工與懶散員工同一工資的荒謬現象。因此，「同工同酬」中的「同工」往往只是一個假象。

第二，勞工運動當然會爭取將工資最大化，但平心而論，我們並沒有理由以同等職級的最高工資(往往是97年前入職人士的工資)作為比較的對象，而要求將其餘所有同等職級的人的工資都加到最高水平，方為合理。縱使我們認同要「同工同酬」，而又真的有方法評核哪些是「同工」，合理工資究竟應訂在哪一點，是否有些人要加人工，有些人要減人工才合理一點？

歸根究底，問題的核心是政府運用已過時的「大鑊飯」或加人工方法，這種方式不單不能解決不同時期入職員工薪酬差距的問題，反而將問題日益惡化，將不合理的制度變得更加不合理。

建築業分判制

紮鐵工人工潮持續，當中指出問題的其中一個核心是建築行業常見的層層分判制度，令工人實際所得大大減少。有人認為政府應立例管制分判制度，要求建築公司直接聘請工人。

筆者同意，分判制度的確存在問題。但是，建築行業的分判制卻的確有其存在的必要。要完成一個建築項目，牽涉的工種數以千計，在項目管理的角度上，要主承判商直接管理這數以千種的技術工人是很困難的，亦沒有效益，更要注意的是不少工種其工作期可能只是數天。

因此，判頭在某程度上發揮著一般公司中層管理的功能，一方面起著人事管理和品質管理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工人們辛勤工作的同時接洽生意，以便將工人停工的日子減少。這功能特別在市道興旺的時候更為顯著，情況就像影視明星也需要經理人一樣。

另一方面，判頭也可視為工人的一個職業晉升階梯。沒有了判頭，我們很難想像工人們有何晉升機會。

因此，某程度的分判是必需的，也是對各方有利的。問題是現時的分判情況的確存在了水份，當中一些分判對整個價值鏈是沒有增值的，例如「借牌」的情況便是。因此，行業應該研究如何減少不必要的分判情況，方是對應問題的核心。

中國玩具退貨事件

玩具龍頭「美泰」接連大規模召回中國製產品，有玩具廠商甚至自殺告終，情況已令廠商人人自危。當然，今次事件的發展不能排除有政治貿易戰的成份。但是，有關廠商們也不能否認其本身責任，不竟事件的起因而產品安全問題，生產商當然責無旁貸。

事件相信會令不少廠商重新檢視產品責任此課題，並重新估計生產可能潛在的風險。即時行動，廠商們應該盡快加強對產品的抽驗工作，這一方面可減少出現問題的風險。縱使真的有問題發生，一個完善的品質管理系統，亦可作為抗辯的理由之一。另一方面，廠商亦應該考慮購買適當的產品責任保險，以平衡風險。長遠來說，廠商應考慮建立內部的測試實驗室，以確保可在合乎成本效益的情況下進行恆常的產品測試工作。

社會企業

特首提出推行社會企業來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但是，甚麼才是社會企業？

直至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公認對社會企業的定義，一些國家以利潤處理模式分別，一些國家以企業結構來分別，一些國家以企業目的來分別。但總括而言，社會企業應具備以下特色：

(1) 非謀利性質。社會企業應著重提供就業機會，企業內員工可以受薪，但企業本身不應將剩餘利潤作分派。剩餘利潤除一部份應保留以支持企業本身運作外，應重新投入社會以支持慈善業務或其他社會企業的發展；

(2) 共同擁有。社會企業的擁有權不應是任何個人或少數者，而應屬於國家或整體社會，或根據法定權力成立的獨立機構。因此，社會企業的股東代表應由社會中的代表出任。

(3) 應以改善社會為目的。社會企業必須具備社會責任，可以為低競爭力人士提供就業機會，以可以是直接改善某社會問題，如醫療、教育、環保等。

社會企業的發展必然有利社會。但是，究竟如何可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筆者認為，關鍵在於以下幾點：

(1) 雖然社會企業的性質是非謀利，但要保證社會企業的持續發展，社會企業卻必須以市場主導的形式經營，因此不宜由社會工作者主導，而應以商界人士為主導；

(2) 社會企業經營的業務應有一定的壟斷性。由於社會企業大多會聘請一些低競爭力的人士，其競爭力必然有所影響，如與其他商營機構直接競爭，必然處於不利情況。但如政府以資金資助，卻會將正常市場扭曲，出現「與民爭利」的情況。因此，政府應選擇一些暫時沒有企業投入的市場，以給與獨家經營權的形式支持社會企業的成長。

其實，香港賽馬會可算是一家頗典型的成功社會企業，雖然近年的路線似乎有所偏離，但是也不失為一個成功的模範。筆者認為，現時香港亦存在一些適合社會企業經營的市場，例如環保行業。香港政府不知會不會考慮？

會考中文新制

會考中英文採用新制，不少報導和評論都將重點放在「拉CURVE」與「水平參照」的變化。但是，其實「水平參照」也在不少其他國家有所應用，亦不失是一種較公平的測試方式。反而筆者在昨天看過一個相關的資訊電視節目後，卻有另一看法。

電視節目集中討論有關中文科會考命題方法，發覺今年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範文背誦，而多了不少有關閱讀理解和文章意義詮釋的問題。本來取消範文背誦的方向是正確的，其最重要的好處是增加「捉題目」的難度，但是，不少學者亦指出，某些文學作品，特別是詩詞一類的古文，背誦可以使學生感受到一種韻律感，從而發展其文學欣賞能力，並可提升修辭技巧。常言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就是這個意思。因此，筆者相信，取消範文背誦在某程度上會影響學生作文質素的水平。但是，不竟中國語文科有別於中國文學，其實用目的較重，唯一希望將來可在通識科或學生的課外閱讀中可加強一些對中國各式文學的欣賞，以補不足。

但是，筆者覺得新制最大的問題是閱讀理解一環，其中不少問題涉及對文章的詮釋，不少問題更是以選擇題形式出現的，這是十分危險的。對文章背後意義的分析素來是沒有絕對答案的，不朽文學作品的其中一項特色本是具有多重意義。例如曹雪芹寫紅樓夢究竟想表達些甚麼，已經是各說各話，否則也不會有「紅學」的出現，筆者相信縱使我們有機會直接問曹雪芹，也未必可以問出究竟。試問考試當局又如何可以下標準答案，特別是命題時有「斷章取義」的情況。

觀乎目前的命題模式，就算金庸大師也未必有信心拿下5*。筆者相信考試當局中應也不乏當年中文拿A中人，又是否有試過此卷，究竟有何感覺？

太空環保

正值全世界人類都在大談環保，北半球大量人民正在受熱浪煎熬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再次視環保如無物，竟指示太空人在太空棄置兩件「冰箱般大」的垃圾，地面控制人員更在開玩笑。

此先例一開，可能正意味太空有朝一日會成為人類的廢物處理場。自從前蘇聯崩潰之後，美國政府已視太空為其領土，肆意開發，現時更留下這筆「蘇州屎」，完全視基本責任於不顧，聯合國是否應出來說句話？

日本製造

「日本製造」曾經代表著品質卓越，但近年日本各行各業卻發生了不少品質事故，反映著日式經營正發生著質變。

最新的一宗是新潟地震造成核電廠泄漏核廢料，反映廠方對可見危機的準備嚴重不足。地震是日本常見的自然災害，相信每一家在日本的企業，都應該有為地震制訂相應的應變措施，更何況是高風險的核電廠。

由於推行環境管理系統或職安健管理系統的關係，不少廠商都知道儲存化學品應該有防漏考慮，不少廠商都會配備雙重容器(Double Container)，真不明白日本的核電廠可讓核廢料的桶子輕易在地震時被震開，風險管理意識的薄弱令人震驚。

日本多年的品質卓越某程度上建基於人民的自律精神，事故頻頻發生很可能警示這精神正發生根本的變化。

星巴克終於告別故宮了

星巴克終於告別故宮了！上一次到故宮的時候，因為決心不走中線，故沒有路過星巴克，想不到這麼快它變告別了故宮。當然，星巴克在故宮總是有點兒突兀，總很難想像在京都清水寺會有一家麥當勞。但可惜的是，故宮這次「逼退」星巴克，似乎不是從文物保育處出發，而是要建立起自家的品牌來，好趁08世運時賺過痛快。

我總覺得，在故宮內是不應該容許飲食的。特別在夏天的時候，我們可以經常看到遊人在吃冰淇淋、水果，食物的汁液就親切地滋潤著我們的文化遺產，這是何等的荒謬，特別是故宮是一座木構建築，情況更是令人感到痛心。

縱使故宮地方很大，我們可能要考慮到遊人有實際的需要在旅程中買點食物，但有關單位是否可考慮在故宮訪邊找些地方權宜一下，以保持故宮有一個更佳的保護環境。

中國製造

上星期偷閒到了蘇州自由行，因此有機會接觸一下當地的基層生活。近年蘇州的發展很快，蘇州工業園的發展，令當地除了以往的園林旅遊外，有了另一番境地，也多了不少外國人在當地生活。各處不少地方大興土木，基建有不少改善，從上海坐快速火車前往只需約半小時，問題只是十分難買票，筆者便因此被迫在上海先停留一天。

在蘇州多天主要出入都是用公車，用餐則主要是到一些當地連鎖小店，其實現時蘇州飲食業已大致被一些連鎖集團所控制，「麥記」、「K記」多得嚇人，但服務水平則仍與香港、甚至上海、北京等地有一段相當距離，作為香港人的筆者，也不知是喜是悲。

經此一遊，感到當地的服務水平仍是集中於著重推銷(Promotion)，對市場學的其他2P(People, Product)重視不足，很多商店都以為便宜、有東西送便是好的服務，而忽略了客戶需要才是服務品質的根本，你可以輕易感覺到，服務員只是像背書一般在說著「歡迎、多謝」，但心卻明顯不在那裡，更遑論「效率」的概念。可以說，距離服務形式的質變尚需一段時間。

一葉知秋

教院風波，飯焦含恨辭職，留下「一葉知秋」四字，真有點當年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四字般的感覺。無論你是否同意羅太的處事風格，我們不能否認她對工作的熱誠，以一個外行人主政，試問有那一個高級公務員會認真到去讀一個教育碩士？

對羅太的臨別「遺言」，筆者十分同意現時香港的政治生態是畸形的，其畸形不在於香港不是全面直選，而是在於各參政者已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思考模式，他們已沒有了實施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先決條件 - 理性。我們現在身處的是一個不講道理的社會，議員們重視的是媒體的鏡頭，部份市民的掌聲，而不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大部份市民重視的是個人利益，管你有沒有道理。社會中一有甚麼問題，第一時間在政府中找個人負責，職位越高越好，然後是傳媒公審，管你結果如何，先像一群餓狗般將其碎屍萬段。羅太今次雖然避走廉記，也難逃成為狗餅的命運。

今次導致羅太的死因，表面上的干預了兩位學者的學術自由，但是，我們是否有留意到，為甚麼范太不直接要求校長，甚至校董警告有關學者，而反而找她認為是多年好友的老同學談，一時戲言弄至如斯田地，我們日後與老同學飯局都可能要小心一點。

在推行教改時，羅太得罪了不是教育從業員，但那不竟是她的工作，因為盡忠職守，而要下台告終，相信這是范太含恨的最主要原因。

筆者有機會參與過一些學校外評的活動，感到不少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例如外評、校本管理等，問題是推行時不得其法，再加上傳媒及政客的推波助瀾，教育當局一早成為了教師們的集體敵人，支持教改反而成為了教師之間的禁忌。凡此種種，為人師者都應該反思一下。

為甚麼不能說？

回歸十年，各式媒體都在搞一些回歸特輯，老董和阿松也成為當然對象，誰知一宗有關聯繫匯率的往事會弄出一個小風波，政府更罕見地發出「封口令」。

其實，政府有想過將行之多年的聯繫匯率脫鉤本不是甚麼大秘密，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吧。如果有人認為聯繫匯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人很可能是傻的。問題是，在那種情況下脫鉤，對社會的衝擊最少，對本港經濟最有利。

隨著亞歐經濟實力逐步增強，美元已不是各國的當然儲備貨幣，近年世界上不少國家，包括中國已將其本國貨幣由與美元掛鉤，改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以增強彈性。這趨勢正做成歐元強、美元弱的長期走勢。在脫鉤的過程中，由於時機恰當，對社會沒有太大衝擊。

而香港，近年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性正逐步減少，反而對國內經濟的同步性正快速增加，因此，積極考慮在港元相對強勢時修正聯繫匯率，改掛一籃子貨幣，對本港經濟是長遠有利的。

資訊安全

理工以電郵發錯成績單事件，又一次反映一些人在應用資訊科技的同時沒有掌握一些基本的資訊安全常識。雖然有關負責單位將事件定性為操作錯誤，但從報張上所述資料看來，事件很可能是一個典型的流程錯誤。

其實，一般電郵素來不是一種安全的資料傳送方式，電郵地址輸入錯誤或電郵不知何故被傳到不正確的地址也不是甚麼罕見的事情，因此，不要使用一般電郵傳送敏感材料本應是一種常識。縱使在必要的情況下，有關單位最起碼應將成績單已加密附件的形式傳送，令電郵縱使傳送出錯，收件者也無法打開附件。

更好的方法是不以電郵方式直接發放成績單，改為向有關學生發放一密碼，再要求學生利用這密碼(What they have)和一個人資料，如身份證編號(What they know)，登入系統，直接下載成績，這遠較現時的方式優勝很多。

政府加人工

經過多年凍薪，政府提出全港公務員加人工。本來，在政府財務大有盈餘的情況下，公務員對加薪可算有合理期望，但是，對其他普羅市民又是另一回事。

政府一口氣公佈多個薪酬調查，以支持加薪理由。但是，已有多個專業團體指出調查抽樣未能反映社會中的各組成部份，最近甚至有一些提供數據的公司也對數據表示懷疑。

政府曾經指出，政府內很多職位也難以在商界找到可比較職位。其實，我們也毋須將公務員薪酬與商界作比較，我們只需將同職位、相約年資的合約制公務員與非合約制公務員，或將一些有公務員職位和非公務員職位(如社工、工程師等)比較，便可發現非合約制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仍然大幅地偏高，甚至已大大超出「高薪養廉」的需要。最近不少法定機構和政府資助機構的僱員也紛紛要求政府加薪，便可知問題的嚴重性，問題是如果公務員繼續加薪，這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政府帶來加薪，無可避免地產生加薪潮，今年大學畢業生入職平均工資已超越了97-98年的高位，公司由於加薪關係，無可避免地需要提升物價，導致通貨膨脹，而不少公共服務的收費又如通脹率掛鉤，屆時到底打工仔們的購買力很可能因加得減。

膠袋稅

正如筆者月前預言，政府推不成銷售稅，環保稅將會很快上馬。本來在環保人人有責的前題下，膠袋稅是值得支持的。但是，政府提出的「試行」安排，卻甚有商榷餘地。

根據政府的建議，稅項會先在大型超市等連鎖店試行，由超市們代收稅項，濕貨用膠袋可免稅，所收稅項需記錄在收據上。

首先，法例不竟和自願性措施有所不同。超市們現時自願每月推行「無膠袋日」，在某程度上可能當是一個宣傳運動，不代表他們在日後也願意做先行者。如果稅項只是在某些商店推行，不單在稅項本身是一項成本，商戶亦需要付出行政成本來記載所收稅項，無形中是法例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稅項一是不推行，一是需要在全港同時推行，只在某些商戶試行是絕不合理。

另一方面，當稅項推展到所有商戶時，對一些小商戶也是非常困難的。現時不少小商戶皆沒有完善的發票系統，單為收膠袋稅而需添置系統無疑對這些小商戶是一個不輕的負擔。因此，一個較理想的安排是參考煙酒行業般，要求膠袋生產商和入口商登記，按生產量或入口量抽稅，到時膠袋價格自然會上升，對濕貨膠袋則可要求以特定款式識別。政府屆時只須加強巡查，以防止商戶將免稅膠袋用在非免稅用途即可，相信這種安排的總行政成本會遠較目前的提議低很多。

最後，膠袋的問題其實並不單是購物袋的問題，其實不是產品包裝本身已有不少膠類產物，在抽稅的同時是否也應留意一下如何限制過度包裝的問題？

情色版事件

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有越演越烈之勢，坦白來說，無論有關編輯的同學們原來的出發點是甚麼，文章確實已令相當一部份社會大眾感到不安、厭惡，其中亦包括了不少中大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因此，正如任何一家機構在收到投訴後，必須先進行調查和檢討，中大校方對此次事件展開調查亦屬無可厚非。

有些人認為校方不應早早採取與學生報劃清界線的態度。但是，筆者認為，中大在保障學生報言論自由的同時，亦有責任保障校譽不受損害，更有責任保障其他學生不被無辜牽連，特別是社會中不少普羅大眾根本分不清學生報、學生會與中大校方究竟存在甚麼關係。因此，筆者支持校方及早行動是正確的。

是次事件已逐步發展到牽涉法律責任，帶出學生們在應用其學術與言論自由時，是否有充分理解其法律責任，校方在日後是否應在學生「組莊」之時也應提供一些基本法律知識的培訓。另一方面，學生報甚至如校園電視等學界傳媒等組織亦需否檢查其在法律上的身份，以澄清其在遇到違法行為時責任誰屬的問題。

香港新聞從業員的操守素來是社會上一個極具爭議的課題，不少新聞機構沒有要求從業員在入職前有任何專業培訓，更不知道專業操守是何物，甚至連「狗仔隊」也自稱是記者，從業員違反專業操守也沒有甚麼懲罰機制，但卻在享受著近乎無限的新聞自由。此次情色版事件可能為我們未來的新聞從業員帶來了一個反思的機會。

控煙

控煙控出一個大頭佛，而且更是一個染血大頭佛，不幸中之大幸是沒有弄出人命。自從控煙條例在一月一日起實行而來，已不是首次發生衝突事件，只是今次受傷的人比較知名，新聞界甚至議員們較為關注吧！

早在條例討論之時，已有不少人指出這條例甚難執法，正所謂「一支煙的時間」，執法人員無論怎麼多，也很難處理這類一剎那間發生的事情。有些議員認為應由場所負責人執法，這只是將一個連政府也無法解決的難題推給民間，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講法。況且場所之內尚有其他市民，如果一旦發生衝突，傷及無辜，屆時更不知如何解決。

其實，為甚麼控煙條例的推行會這麼容易做成衝突，其中一個原因是推行的手法。控煙問題由最初只是一個工作間安全環境的問題，到後來波及所有食肆，甚至公共場所，令煙民感到被步步進逼，被社會所歧視，社會一面倒地倒向非煙民一方，沒有嘗試疏導煙民的情緒，現時，連那些「吸煙區」的指示也變成忌諱，從不主動宣傳，結果當然是導致情緒的大爆發。

黑店

中央電視台出招報道香港黑店技倆，看來香港政府今次終於要面對現實。其實香港有黑店「劏客」，在香港市民心中本不是甚麼秘密，只是這些黑店有其特定對象，一般已不會歡迎本地客人光顧，所以大部份本地市民可能都會感到這些黑店與我們有點遙遠。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內地遊客訪港，黑店的市場越來越大，問題總有一天會爆發。隨著國家市場對外開放，本港零售業的優勢已不多，不少名牌亦已在國內有了專門店，香港剩下的優點可能尚只有貨種較集中(One Stop Shopping)和貨真價實這兩項。因此，今次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可以直接影響全港零售業辛苦多年建立的品質形象(Image of Basic Quality)。

既然海關可以用「放蛇」形式打擊盜版軟件,同樣地海關亦應加強以「放蛇」形式加強打擊黑店銷售假貨的行為。目前打擊假貨和不良銷售行為分屬不同部門負責，政府可研究將有關旅遊業不良銷售行為集中由一部門負責，以加強執法效率。另一方面，政府亦可修例要求零售業對貴價消費品的零售單據註明品牌中英文名稱及產地來源，一旦發現商舖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即可起訴有關董事，並要求店舖停業。最後，旅發局在海外的辦事處除了對外宣傳香港外，亦應代辦有關客戶投訴的處理，以鞏固香港「信得過」城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