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夫與管理

高爾夫一直以來是不少有錢人和高層管理喜愛的玩意，一方面當然因為其消費不低，另一方面卻也因為高爾夫和管理實際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在管理上，PDCA循環是流程改善的不二法門。在高爾夫場上，PDCA也是打好成績所必須的技巧。高爾夫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大自然，球手每次面對不同的場地狀況、天氣狀況，在每一個洞前、甚至打每一桿前都要有所計劃(P)，配合當時的環境調節打法。 接著，球手要做的當然便是揮出球桿(D)。懂得高爾夫都知道「一桿入洞」只是運氣使然，並沒有甚麼技巧，所以好的球手是懂得按照每一桿的結果(C)，調節下一桿的行動(A)，包括選桿、動作和走線等。

當然，更有趣的是，無論高爾夫和管理，都很著重對情緒的控制，即是EQ，或許這正是為甚麼很多管理人都迷上高爾夫的理由吧！

世界杯開鑼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開鑼，作為標準球迷的筆者，這個月相信都難有好覺了。以暫時出場了的德國和英國隊看，似乎英國隊比較像樣一點，但略覺得前線的把握力不夠。德國便真的有點失色了，雖然前線的攻擊力不錯，但後防速度慢、配合差，真的很懷念馬圖斯在陣時的自由人打法。

個人自出世之內已是巴西的支持者，因此今年亦順理成張地捧巴西，總覺得今年巴西隊的陣容是70年以來最強，甚至連素來較弱的後防線都有如狄達和盧西奧等一線球星壓陣，中場有卡加和細哨，前線則連後備都這麼勁，可算完美配搭。唯一的問題是真的太完美了，世界各地的外圍賠率必然超低，會不會再發生八年前大哨夢遊球場事件？會是巴西的最大隱憂。

環境與社會成本

剛有團體發表研究報告，指本港空氣污染問題做成年經濟損失200億。明顯地，報告的目的是指出環境改善可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商業社會，萬事以利益掛帥，那為甚麼商人們仍十分抗拒這明顯有利的主意？

再詳細閱讀有關報告，卻發現報告內容似乎仍然未能分析到整體狀況。報告主要分析空氣污染與健康成本的關係，我們絕不懷疑空氣污染會帶來健康成本的增加和某程度上的生產力下降，但我們亦不可否認改善空氣污染是需要成本的，這些成本亦會抵銷改善環境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因此，要說服政府和商界人士，我們還需要更完整的研究，除了考慮環境改善所帶來的健康成本節約外，我們亦需同時評估改善環境所需的資金投入、運作成本、甚至估計因成本增加所會帶來的業務損失等，才可評估出改善環境的淨收益。

立法會議員加薪的迷思

本地立法會議員要求大幅加薪，引起市民的強烈反應可謂意料之中。歸根究底，香港市民普遍視議員身份為公務多於職業，再加上現時議員普遍民望不高，醜聞亦時有所聞，在此時此刻強求加薪可算是自討苦吃。

香港議員的報酬雖然不是天文數字，但亦可算是處於社會的最上層，以生活來說是綽綽有餘的，況且已在不少批評香港高級公務員的工資是不合理地過高，如果正如議員們的要求，將議員薪酬與首長級公務員薪金掛鉤，只是在不合理的基礎下新增另一個不合理。

同時，議員的工作並不必然是全職的，現時並沒有機制管制議員需放多少時間在議會工作中，雖然香港亦有不少全職議員，但不可否認亦有不少議員不是全職投入的，甚至議會工作也經常缺席，在如此情況下將議員報酬與全職工作的工資掛鉤亦顯不合理。

況且，由議員自己提議加薪給自己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為避免出現這情況，不少外國議會都有相關機制。例如，美國在200多年前，即已有先見之明，提出《第27條憲法修正案》，內裡註明"No law, vary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take effect, until an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intervened."。法案的精神是避免政府為討好議員而浪費公帑，因此迫使提出有關要求的議員要面對選舉的風險，從而透過新一次選舉確定薪酬水平亦獲選民認同。

其實，議員本應擁有在社會上尊貴的地位，按照人類行為學權威 Abraham H Maslow 的理論，應已不需要依靠金錢這些最基本的需要來滿足，香港議員的建議是否正反映他們的工作價值連自己也不肯定，而要倒回來和大眾一同追逐那些萬惡的銅臭？

再遊杭州

這是筆者第二次遊杭州，對上一次已是四年前的事了。這次是差不多完全沒有Planning，不單行李沒有收拾妥當，連旅遊指南也沒有準備一本，滿以為在機場可以順手買一本，但可能因為杭州太出名亦太小，居然在機場難以找到單談杭州的旅遊指南。


和四年前比較，西湖仍是美麗依然。我常覺得杭州不像其他內地城市，所有人到了杭州都變得有文化、有禮貌，唯一的變化是今日的杭州多了一點點商業味道，你可在新建的雷峰塔中找到現代化的觀光電梯，你亦可在西湖岸邊找到精緻的LV旗艦店。

今次在杭州的主力活動不是玩水，而是玩山，每天也差不多像鐵人一般到處登山，有一天更因為搭車迷了路，在一處叫玉泉的地方遇到一名好心婆婆，帶我們在一個像張藝謀電影中的竹林裡行了一個小山頭，吸了大量的負離子。


也看了一次舉手聞名的錢塘江，雖然看不到潮水是有點失望。六和塔沒有想像中的看頭，最奇怪的是塔內的壁畫都被灰水所掩蓋，只能在破損的位置看到一點點痕跡，不知何年何月這些壁畫才可重見天日，反而在回程時不經意一遊的虎跑泉倒是一處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統計騙局

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會與朋友分享統計學的應用。善於應用統計，可以為我們找出事情的因果關係，尋得改善的方法。但是，如果有意識地利用統計技術，也可以成為騙人的技倆。

正如其他發達地方，香港各界也很喜歡利用統計數字以支持不同的論據，但是，當中到底有幾多真的可信？

Darrell Huff 於 1954 年出版的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是很多做研究的朋友都有看過的書，當中談過不少統計的騙人手法，其中不少在現時香港也十分常見。

比較常見的騙人手法是隱瞞大量的不成功數據。在香港，不同形式的民意調查差不多每天都有，筆者曾經看過不少這些調查報告，發覺很少提及問卷的成功回覆率，很辛苦地找到一份某政黨在 2005 年做的《市民對普選遊行的意見調查》，發現其成功回收率只有4.8%，那麼這超過95%的「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見到底是甚麼是沒有定論，更難以利用4.8%的意見去推論可以代表其他的95%。因此，以這樣低回收率的調查去下結論，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

最近亦有機構做過一個有關年青人犯罪行為的調查，得出有超過一半年青人曾在過去一年有犯罪行為的驚人結論。但是，如果再詳細看報告，發現有關機構沒有詳細交代取樣的方法，只簡單提及樣本取自14家學校，但是，究竟這些學校來自那些區域、那些組別，都會對結論造成根本性的影響。

因此，我們在理解統計數字時切忌斷章取義，而要作更詳細的分析方可。

香港唱片業的困境

眾所周知，香港唱片業目前面臨空前困境，連首屈一指的紅歌星也只能有三數萬張的銷路，其他二三線小將更加不用多提。唱片業經常提出罪魁禍首是翻版風大盛，但實情是否這樣簡單？

其實不少業內人士也曾提出問題所在。現時整個唱片工業都是以包裝掛帥，歌星們的重點都放在拍廣告、做代言人這些可賺快錢的項目上，根本沒有花時間在歌唱中鑽研，不少歌手甚至要依賴電腦軟件的協助，才能成功地唱完整首歌。獨尊包裝的情況更漫延至歌曲唱作界，導致一式一樣的歌曲充斥市面。

我們不諱言包裝在現代商業運作的重要性，但問題是顧客購買的始終是產品，而不是產品的包裝，一張唱片四款封套可以騙得顧客一次，但不會有第二次。從近年老牌歌手精選碟經常位列銷量榜前列位置，我們可以看出好的歌曲仍然是有銷路的。相反，現時縱使名歌手的新大碟也可能只有一至兩首單曲是物有所值的。因此，要吸引顧客購買，嚴格來說，這些唱片需要減價80%。

所以，唱片業的問題是根本地沒有注重顧客需要，是品質的問題。可以預言，縱使翻版問題可以被徹底解決，如果歌曲的質素未能大幅提高，唱片的銷量也很難回復健康水平，更遑論昔日的光輝歲月。

集體出貓事件

會考懷疑集體出貓事件完成初步調查，發現沒有大規模的作弊行為，很可能只有一人有利用手機出貓。

其實，出貓與考試制度可算是一對雙生兒，自古已有，我們現時也可在一些博物館中看到一些古人的出貓工具，例如「出貓鞋跟」、「出貓背心」等，不過，隨著科技的發達，現時出貓也應用了不少新科技而已。

今次出貓事件有點特別，大部分人都將矛頭指向出卷的考評局，而不去追究出貓的考生，情形就像一名性感女郎被人非禮，我們不追究非禮者，反而究責女郎引人犯罪。其實，即使試卷上沒有有關網址，考生亦有可能利用手機與外界取得聯絡，就像「打電話問功課」一般。

所以，要完全避免出貓事件是近乎不可能的，最重要的還是考生們的誠信，考評局可能做到的只有加強監察，一旦發現有人出貓，便取消資格，以期起殺一警百之效。

預付式經營

又再出現「預付式經營爆煲」事件。事實上，在亳無監管的情況下，預付式經營根本與印銀紙沒有關係，甚至較印銀紙本錢更低，因為毋須任何準備金。

預付式經營存在本質上的缺陷。隨著預付券越賣越多，公司亦需要不斷準備貨品應付顧客要求，終於到達了一刻，當顧客索取產品的速度較賣預付券快的時候，公司便會出現現金流，老闆亦不願意繼續投資以解決此困局，故「爆煲」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我們亦不可以完全禁止預付式經營，要避免此問題，政府可以限制此類經營計劃的時間上限，例如不可超過一年，如果公司希望延長計劃的年期，則需按比例提供準備金，以避免公司累積太大的潛在責任。

嘉亨灣事件餘波未了

因為嘉亨灣事件，產生了三個不同的調查報告，行政立法各取所需，形成了另一個鬧劇。

三個調查出現不同結論，看似荒謬。但如果細心分析各自的目的和出發點，卻又會覺得是理所當然。

審計報告是「衡工量值」式的，因此，針對點是資源的合理運用，故在發現資源運用不合理的情況下，便提出批評。問題是這次報告不單指出了資源運用上的問題，更罕有地對一些人作出點名批評，筆者在上年11月時亦有指出了一些審計技術上的問題(http://knowledgehk.blogspot.com/2005_11_01_knowledgehk_archive.html)。

立法會帳委會的調查主要是政治上的宣示，主要目的是找出需要負責的人。

三人調查小組則採用了一個法庭的角度，針對在系統及程序上是否違規的調查，並採納了「疑點歸於被告」的原則作出結論。

因此，當明白三個調查的不同角度，不同結論是可以理解的，亦可以試將三個角度的發現結合，便不難找出真相。

從三份報告得出的綜合結論，由於有先例可援，我們很難說梁展文先生在程序上有違規，但卻明顯地未有為政府做出最佳決定，所以，可以說梁先生是力有不逮，問題是梁先生已退休，唯一可妁做的處分(撤職)對他也不適用，可能這是大部分市民都不太容易接受的。

九鐵裂痕調查報告

九鐵裂痕調查報告公布，為事件提供了技術上的分析，其中提到一個主要成因是路軌有輕微波紋，導致車身出現「共振現象」。

坦白來說，以現時技術而言，主要可要透過軌道檢查車或手提量度工具檢查路軌的平直情況，兩種方法都難以準確檢測出細至一亳米的波紋。但問題是，為甚麼這樣細微的差異，居然會導致這麼大的振動，確實是難以想像。

是次調查的結論，尚留下了一連串疑問，包括：
(1) 列車的避震系統，為何難以化解上述振動？
(2) 縱使路軌在出廠時可能帶有波紋，為甚麼經過日常維護、定期打磨等程序，亦未能磨平這些波紋？ 會不會正是某些維護機器的設計造成上述波紋？
(3) 要產生「共振現象」，必須在波紋有特殊形態下不斷重覆出現才可。由於路軌是一段段地生產和安裝的，很難造成這些一致性的形態。所以，會不會波紋根本是由於列車不斷運行所造成的？

不能弄清上述問題，換軌不單是浪費金錢，更可能無法根本地解決有關問題。

五天工作制 vs 五天營業

從近日市民甚至議員們談論「五天工作制」的論點，可見大部分人(可能更包括曾蔭權)都誤解了「五天工作制」的真諦。

事實上，「五天工作制」和「五天營業」根本沒有關係，只要適當安排，所有人都可適用「五天工作制」，包括各紀律部隊和應急人員。

正由於紀律部隊和應急人員需要二十四小時提供服務，所以必需要輪班工作，因此，他們亦更容易推行「五天工作制」，只需要將每次上班的時間適度延長，即可順利在每星期只需上班五天甚至四天。

「五天工作制」本身並不會影響生產力，但是，筆者反而開始擔人港人要推行的是「五天營業制」，這卻有點和現時世界追求高靈活性的需求背道而馳，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競爭力。

南華降班

一代本地足球班霸「南華」終於要降班了！亦標誌著本地足球界正式宣佈死亡。由需要提早「撲飛」的年代到現時甲組大戰也只是「小貓三兩隻」，真是有點心痛。

其實，香港的足球迷不少，君不見每晚在酒吧內的一眾大小球迷，甚至下午在修頓球場也有不少球迷在一旁觀看。但是，為甚麼反而職業球賽卻吸引不到觀眾？

香港現時球市的最大問題是再不是社會話題，人家茶餘飯後也不會談論本地球賽，看球甚至被視為一種落伍的娛樂。因此，要令本地球市重生，可能唯一的方法是將資源重組為一至兩隊球隊，參與國內的超級聯賽，透過主客制的大量各地球迷，吸引商業贊助，增強球隊實力，同時制造社會話題，可能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

學者凌鋒

從電視中看到凌鋒醫生的訪問，深深感到這位學者的風範。有別於很多專業人士，凌醫生在訪問中多次顯現出學者的謙遜，她感到愈了解，愈感到不足，令那些大學剛畢業便以天下事無所不知的人汗顏。

在訪問中，她多次提到人體是十分奇妙的，她所做的只是因應每名病人的不同反應提供耦合的行動，需要的是長期的觀察、關心和耐心，這正是目前不少醫生所欠缺的。

同時，令我最深印象的是凌醫生對未知事物的態度，雖然她是學科學的，亦十分注重科學態度，但她並沒有對其未知的事物採取否定的態度，樂於集不同流派之長，應用於病人身上。這種治學的態度，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香港油價的問題

政府委託的顧問指出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各油公司有壟斷行為，其實這個結論是理所當然的。其原因是石油市場在本質上根本是一個壟斷市場，問題是其壟斷行為不是在香港發生，而是在各石油大國間與以美國為主導的各大石油財團間發生。

由於石油是稀有的自由資源，在現今科技的協助下又難以有甚麼品質上的差別，因此其價格必然地會十分一致，在加上其供應被嚴格控制，所以其市場價格很容易被操控。

因此，世界各國也很難找到甚麼好的方法去解決油產品價格看似有「協議定價」的現象，更不要說像香港這塊欠缺自然資源的彈丸之地。更實際的方法是鼓勵市場開發不同形式能源的應用，例如生物能源、乙醇、氫能源等，引入跨媒介的競爭，方為更有效的方法。

羅湖車費為甚麼不能減

兩鐵合併，但政府並沒有計劃將羅湖過關車費減低，引起一片「不公平」的批評。但是，為甚麼羅湖車費不能減？筆者覺得可能包括下列原因：

(1) 在車務營運而言，羅湖車費素來是九鐵的最重要收入來源。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羅湖站，九鐵將必然出現虧損。所以，羅湖車費實際上在補貼其他路線，羅湖車費減價很可能導致其他線路需要降低減幅，甚至需要加價，將嚴重影響特別是新界居民的生活；

(2) 羅湖站現時已十分繁忙，減價可能令已呈飽和的關口更加繁忙，影響過關效率；

(3) 雖然羅湖站佔有便利性的優勢，但嚴格來說並不是「獨市生意」，市面上亦有不是過關巴士提供相約服務，羅湖站現時的繁忙情況正反映其價格有一定競爭力。所以，在經濟學角度上沒有理由為一項有競爭力、客人願意購買的服務減價，而去加向其他服務加價；

(4) 羅湖站減價必然引起其他過關交通工具割價競爭，可能會影響整個行業的生態，甚至導致不健康的競爭環境；

(5) 各過關交通工具割價競爭，減低香港市民過關消費的成本，可能會出現更多市民過關「飲茶買菜」的情況，那時，本地零售小商販的生存空間更形狹窄。

所以，羅湖車費的增減，不少一家企業的問題，是關繫藉整個社會的生態。因此，一個整體情況的檢討是必須的。

沒有結論的警監會泄密報告

警監會泄密報告出台，結論是「沒有結論」。報告除了給人一個「推卸責任」的感覺外，便是顯示警監會諸位領導對資訊保安的無知。

坊間有關資訊保安的資料十分多，其中國際標準ISO 17799提供了不少有用指引，相信對警監會甚至很多處理敏感資料的機構都十分有用。

ISO 17799正如其他管理系統，建基於風險管理的概念，其中亦特別指出機構在與外間團體(包括外判商)工作時有責任做好風險評估。

在ISO 17799第6.2.1節，有關於這方面風險評估的詳細建議，內容包括：
(1) 外間機構需應用的設備；
(2) 介入的方式；
(3) 有關資料的敏感程度；
(4) 保護資料所需的措施；
(5) 牽涉的人士；
(6) 授權介入的方式和控制方式；
(7) 外間機構處理資料的方式；
(8) 外間機構未能獲取正確資料的影響；
(9) 處理事故的方法；
(10) 相關的法規要求；和
(11) 對其他相關方的影響。

另外，在ISO 17799第10.7段，亦提到對資料載體的應有控制，包括：
(1) 對處理用後載體的處理方式；
(2) 載體運用期間的貯存；
(3) 資料交換時應有授權和記錄。

明顯地，是次事件反映警監會缺乏一個完整的資訊保安系統，如果不認真改善，而只是諉過於人，問題遲早再次發生。

耳根不清靜

日前和家人抽空到博物館看一個有關中國古時遊樂文化的展覽，由於不想遇上太擁擠的人潮，特意選了平日的日子，想不到遇到兩家學校(一中一小)集體參觀，無法盡興。

兩大班「活潑」的學生，在展館內高談闊論，東奔西跑，完全當其他人隱形。在從展館中行出來的一剎那，耳中甚至有一陣嗡嗡聲，我真的有點對展館內的工作人員的聽覺健康有點擔心。我在各地也參觀過一些博物館，包括在神州大地，也想碰到一些集體參觀的情況，但如上述慘烈的情形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我看見有老師在努力地為學生們講解展品的資料，但是，我不禁在想，在認識展品歷史的同時，老師們更重要的事，是否要為學生們灌輸參觀博物館應有的禮儀？

新聞自由與公眾利益

法改會建議將偷拍列為刑事罪行，理所當然地引起新聞界的反彈。新聞界一如以往要求將「公眾利益」列為抗辯理由，但問題是「公眾利益」是一個很難準確定義的概念。

直至目前為止，世界上仍沒有一個較準確和理想的詮釋「公眾利益」的方法，不同組織甚至不同法官往往有不同的解釋，我們唯一較一致的理解，是公眾利益往往和個人利益存在衝突，保護公眾利益很多時需要損害少數人的個人利益，一旦處理不好，失卻了平衡，「公眾利益」會有可能成為「多數人的暴政」。

更嚴重的是，在新聞界目前的情況，「公眾利益」或「保護公眾知情權」已成為獲得私人利益的藉口。試拿最近「徐步高」一案作為例子，各傳媒全天候式的報道，將疑兇(注意只是疑兇)家中各人鉅細無遺地報道一切，甚至電視台以特輯式的制作，究竟有何公眾利益存在，公眾的知情權是否應無所制約是值得深思的。我們只看到的是無助的個人私隱被徹底攻佔，傳媒卻因此事銷路大增，獲取利益，無助市民的損失卻無從追究。

殮房的管理

殮房領錯屍事件提出多項管理改善建議，但是，報告似乎較著重在增加人手方面，而忽略了最根本的標識管理問題。

今次事件的成因可歸納為兩個不幸的錯誤。第一，殮房員工由於每天都幹著一式一樣的沉悶工作，而輕視了核對屍體標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第一家認錯屍體的苦主，可能因膽小的關係，而沒有履行確認屍體身份的責任。因此，要徹底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在整體標識及認領過程中去研究，避免完全依賴個人判斷作為唯一的確認依據。

其實，有關當局可以考慮運用現時新興的RFID技術，例如，在確認死亡時，在醫院即時為屍體注入RFID，同時將另一對應的晶片交家人保存，由於RFID被注入屍體之內，遺失和被毀的可能性可以說是近乎零，在認領時，亦只需對照屍體上的RFID和家人手持的晶片資料，便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確認屍體身份。